中国哪个城市最幸福?
发布日期:2012/3/27 20:27:45 | 浏览次数:6376 来源:中国经济周刊 人们一般通过考察工作和生产来考察经济状况，但是，闲暇和生活，是经济硬币的另一面，掀开这一面，得见新篇章。
国际经验显示，当收入水平越过中等收入线后，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将从生产边向闲暇边转移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制造业向服务业倾斜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国民拥有多少闲暇，如何拥有，又如何使用这些闲暇，会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要素之一。
今天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，并开始放缓后调整质量，而我们关注闲暇经济，掀开硬币另一面的时机也同时到来。
今年是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的第六年。“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(2011-2012)”携手国家统计局、中国邮政集团公司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闲暇经济研究中心，历时4个多月，描绘2011年中国经济脉络走势，探测未来发展的内驱力。
本次调查的一个新特色在于，增加了对国民闲暇时间和闲暇活动的调查，不但从消费、民众注意力、经济预期等方面反映了客观民意，也从闲暇和生活方面反映了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所在。
70%的人每天休闲不到3小时
今年，我们首次对国民的休闲时间数量进行了调查。70%的受访者，日均休闲时间少于3小时，从国际对比来看，这部分人处于奔波劳累、闲暇缺乏之中。还有8%的受访者表示几乎没有休闲时间，忙碌不堪。
总体上看，中国人的休闲时间不太充分。这吻合了大多数百姓的直观感受，也吻合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:处于经济腾飞阶段的工业化国家，休闲时间基本上都偏少。如196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，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。
从经验数据看，休闲时间和经济增长率大致呈反比胀率呈反比的菲利普斯曲线。但是，劳动经济学的理论预测是，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，休闲时间和经济增长有可能出现同比增长。休闲时间增加是一种福利体现。如果说国家需要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的话，个人的增长质量提高就表现为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和健康寿命。因此，休闲时间在这里成为国家和个人在增长方式转变上互通有无的桥梁。
休闲时间较少，意味着什么？
社会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显示，休闲时间充裕有助于提升幸福感，而休闲时间少，过于忙碌，会降低幸福感。
本次调查显示，在我国现阶段，幸福感主要由收入决定，同时受其他因素的影响(如休闲时间、健康状态、婚姻质量等)。这种幸福感的收入决定论迎合了目前中国经济的工业化特点，但从休闲等其他影响因素的分析上，也可以看到未来中国人幸福感的需求走势。
根据调查，休闲时间排名前十的省会城市(十大休闲之城)是：贵阳、海口、广州、杭州、拉萨、成都、重庆、太原、福州和长沙。幸福感排名前十的省会城市(十大幸福之城)是：拉萨、太原、合肥、天津、长沙、呼和浩特、石家庄、济南、银川、重庆。
可以看出，休闲时间多进而幸福感也强的城市占了四席：拉萨、重庆、太原、长沙。这四座城市，幸福感之所以跻身前十，除了由其市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决定外，市民拥有较为充分的闲暇也是理由之一。
另外六座休闲充裕的城市没有进入幸福十强，主要的原因是收入水平和个体因素(健康状况、情感质量等)拉了后腿。
在此，有两点值得注意。一是，十大休闲城市中南方城市占了八席，这些城市环境优美、服务业繁荣，展现出很好的休闲经济特点，未来可持续、健康发展的潜力大。二是，十大幸福城市中北方城市占了七席，这些城市最近几年GDP增速显著，收入带动幸福，实现了短期内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幸福互相促进。在一定时期内，北方城市市民的幸福感将紧密和收入提高挂钩，但是，幸福感提升的幅度将越来越受休闲、健康、情感质量等因素的影响。
本次调查显示，在感觉“很不幸福”的受访者中，有19.31%的人没有休闲时间，而在感觉比较幸福的受访者中，这一比例为4.52%。同时，引领经济增长的产业也需要向服务业调整，方能保证增长的平衡和质量。
年收入10万元是休闲门槛
忙碌的城市总有一些共同点：外来人口多、快餐店多、交通便利、物流兴旺、城强民富、跳槽现象频繁、品牌消费流行、交通事故多、排队多、人们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堪忧等等。而闲暇的城市却各有各的姿态：一张八仙桌，一壶浓绿茶，树阴下、门庭间，麻将、棋牌，是很多南方家庭居家旅行的必备单品，哪怕吃吃喝喝都是工作的状态。慢节奏的生活，不等同于游手好闲，当然也未必就是“有闲有钱”。
根据“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(2011-2012)”数据显示，休闲时间较少，也就是最为忙碌的地区集中在辽东半岛、长三角和京津地区。这些地区也是当前经济发展较快、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。
从这个分布看，闲暇经济研究中的“闲钱悖论”(有闲和有钱不能得兼、收入高的地区通常休闲时间少)表现得较为明显。尤其，人均收入处于国内顶端的北、上、广的休闲时间在所有343个受访城镇中的排名十分惹眼：北京的休闲时间排239位，上海排177位，成为中国最忙碌的城市之一，广州的表现勉强及格，排第95位，成为在休闲和收入上较为均衡的城市之一。
休闲，是对工作的替代，是种比较昂贵的商品，需要用收入来购买。在收入水平没有越过“休闲门槛”之前，在社保水平没有达到“休闲安全线”之前，人们无法实现“有闲有钱”的和谐状态。人们只能牺牲收入去换取休闲，或是靠减少休闲来获得更高的收入。
本次调查证明，年收入10万元大概是收入上的“休闲门槛”所在：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较低收入人群中，12.01%的人没有休闲时间，休闲时间在1～2个小时之间的比例最大；而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较高收入人群中，只有5.87%的人没有休闲时间，休闲时间在2～3个小时之间的比例最大，休闲时间在3小时以上的高达33.87%。
本次调查中，70%的受访者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。也就是说，大部分国人依然处在“闲钱悖论”的挣扎之中，并无法保证同时拥有高收入和高闲暇。
如何摆脱这种挣扎，如何实现自由和快乐。闲暇经济理论指出：第一，在工业化后期，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调整和社保提升势在必行，这是对闲暇的基本保障；第二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生活方式的转变来配套，积极健康的闲暇活动能高效地积累人力资本、营造优良的制度氛围、提高国民的消费动力、激发原创的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，此类生活方式的转变，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和活水之源；第三，学会工作，更要学会休闲、学会生活。
“闲暇经济”将成为文化发展的先导，成为“生活引领经济、自由激发创新”的新经济形式。这种新经济的表率，就是遥远而美丽的北欧地区。该地区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国家群，北欧五国的人均收入在最近20年稳居全球的前二十名，同时，北欧人的休闲时间和休闲活动也走在全球的最前列。这是一个典型的“有闲有钱”的社会。北欧人用更少的时间，获得了更多的收入，玩得更多，挣得更多。
国人的休闲时间不够充分，但更让人遗憾的是在闲暇时间内的休闲安排。
调查显示，国人最热衷的休闲活动是“看电视”和“上网”，这两项选择并不受人口统计特征的影响，表现出稳定性和全民性。同时，体育健身、学习培训、社交娱乐的从事比例很小。被动而消极的休闲活动，占据了国民大多时间，大众休闲时代仍未到来。
看电视和上网这类活动，在闲暇经济学研究里，都算是相对被动型的休闲活动。而当一个社会休闲活动单一，且多是从事这种被动型的休闲活动，不利于提高从事者的效率，不利于激发创新思维时，我们通常认为，大家患上了“休闲病”。
如果说这几十年，中国人激发出了无穷的工作热情，学会了如何工作、如何挣钱的话，那么现在，或许已经到了该学会如何玩，如何花钱的时候了。有一种说法是，不会玩的人，就不会学，这是闲暇经济研究的一个真理性命题所在。
国际经验显示，当收入水平越过中等收入线后，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将从生产边向闲暇边转移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制造业向服务业倾斜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国民拥有多少闲暇，如何拥有，又如何使用这些闲暇，会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要素之一。
今天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，并开始放缓后调整质量，而我们关注闲暇经济，掀开硬币另一面的时机也同时到来。
今年是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的第六年。“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(2011-2012)”携手国家统计局、中国邮政集团公司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闲暇经济研究中心，历时4个多月，描绘2011年中国经济脉络走势，探测未来发展的内驱力。
本次调查的一个新特色在于，增加了对国民闲暇时间和闲暇活动的调查，不但从消费、民众注意力、经济预期等方面反映了客观民意，也从闲暇和生活方面反映了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所在。
70%的人每天休闲不到3小时
今年，我们首次对国民的休闲时间数量进行了调查。70%的受访者，日均休闲时间少于3小时，从国际对比来看，这部分人处于奔波劳累、闲暇缺乏之中。还有8%的受访者表示几乎没有休闲时间，忙碌不堪。
总体上看，中国人的休闲时间不太充分。这吻合了大多数百姓的直观感受，也吻合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:处于经济腾飞阶段的工业化国家，休闲时间基本上都偏少。如196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，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。
从经验数据看，休闲时间和经济增长率大致呈反比胀率呈反比的菲利普斯曲线。但是，劳动经济学的理论预测是，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，休闲时间和经济增长有可能出现同比增长。休闲时间增加是一种福利体现。如果说国家需要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的话，个人的增长质量提高就表现为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和健康寿命。因此，休闲时间在这里成为国家和个人在增长方式转变上互通有无的桥梁。
休闲时间较少，意味着什么？
社会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显示，休闲时间充裕有助于提升幸福感，而休闲时间少，过于忙碌，会降低幸福感。
本次调查显示，在我国现阶段，幸福感主要由收入决定，同时受其他因素的影响(如休闲时间、健康状态、婚姻质量等)。这种幸福感的收入决定论迎合了目前中国经济的工业化特点，但从休闲等其他影响因素的分析上，也可以看到未来中国人幸福感的需求走势。
根据调查，休闲时间排名前十的省会城市(十大休闲之城)是：贵阳、海口、广州、杭州、拉萨、成都、重庆、太原、福州和长沙。幸福感排名前十的省会城市(十大幸福之城)是：拉萨、太原、合肥、天津、长沙、呼和浩特、石家庄、济南、银川、重庆。
可以看出，休闲时间多进而幸福感也强的城市占了四席：拉萨、重庆、太原、长沙。这四座城市，幸福感之所以跻身前十，除了由其市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决定外，市民拥有较为充分的闲暇也是理由之一。
另外六座休闲充裕的城市没有进入幸福十强，主要的原因是收入水平和个体因素(健康状况、情感质量等)拉了后腿。
在此，有两点值得注意。一是，十大休闲城市中南方城市占了八席，这些城市环境优美、服务业繁荣，展现出很好的休闲经济特点，未来可持续、健康发展的潜力大。二是，十大幸福城市中北方城市占了七席，这些城市最近几年GDP增速显著，收入带动幸福，实现了短期内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幸福互相促进。在一定时期内，北方城市市民的幸福感将紧密和收入提高挂钩，但是，幸福感提升的幅度将越来越受休闲、健康、情感质量等因素的影响。
本次调查显示，在感觉“很不幸福”的受访者中，有19.31%的人没有休闲时间，而在感觉比较幸福的受访者中，这一比例为4.52%。同时，引领经济增长的产业也需要向服务业调整，方能保证增长的平衡和质量。
年收入10万元是休闲门槛
忙碌的城市总有一些共同点：外来人口多、快餐店多、交通便利、物流兴旺、城强民富、跳槽现象频繁、品牌消费流行、交通事故多、排队多、人们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堪忧等等。而闲暇的城市却各有各的姿态：一张八仙桌，一壶浓绿茶，树阴下、门庭间，麻将、棋牌，是很多南方家庭居家旅行的必备单品，哪怕吃吃喝喝都是工作的状态。慢节奏的生活，不等同于游手好闲，当然也未必就是“有闲有钱”。
根据“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(2011-2012)”数据显示，休闲时间较少，也就是最为忙碌的地区集中在辽东半岛、长三角和京津地区。这些地区也是当前经济发展较快、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。
从这个分布看，闲暇经济研究中的“闲钱悖论”(有闲和有钱不能得兼、收入高的地区通常休闲时间少)表现得较为明显。尤其，人均收入处于国内顶端的北、上、广的休闲时间在所有343个受访城镇中的排名十分惹眼：北京的休闲时间排239位，上海排177位，成为中国最忙碌的城市之一，广州的表现勉强及格，排第95位，成为在休闲和收入上较为均衡的城市之一。
休闲，是对工作的替代，是种比较昂贵的商品，需要用收入来购买。在收入水平没有越过“休闲门槛”之前，在社保水平没有达到“休闲安全线”之前，人们无法实现“有闲有钱”的和谐状态。人们只能牺牲收入去换取休闲，或是靠减少休闲来获得更高的收入。
本次调查证明，年收入10万元大概是收入上的“休闲门槛”所在：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较低收入人群中，12.01%的人没有休闲时间，休闲时间在1～2个小时之间的比例最大；而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较高收入人群中，只有5.87%的人没有休闲时间，休闲时间在2～3个小时之间的比例最大，休闲时间在3小时以上的高达33.87%。
本次调查中，70%的受访者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。也就是说，大部分国人依然处在“闲钱悖论”的挣扎之中，并无法保证同时拥有高收入和高闲暇。
如何摆脱这种挣扎，如何实现自由和快乐。闲暇经济理论指出：第一，在工业化后期，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调整和社保提升势在必行，这是对闲暇的基本保障；第二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生活方式的转变来配套，积极健康的闲暇活动能高效地积累人力资本、营造优良的制度氛围、提高国民的消费动力、激发原创的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，此类生活方式的转变，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和活水之源；第三，学会工作，更要学会休闲、学会生活。
“闲暇经济”将成为文化发展的先导，成为“生活引领经济、自由激发创新”的新经济形式。这种新经济的表率，就是遥远而美丽的北欧地区。该地区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国家群，北欧五国的人均收入在最近20年稳居全球的前二十名，同时，北欧人的休闲时间和休闲活动也走在全球的最前列。这是一个典型的“有闲有钱”的社会。北欧人用更少的时间，获得了更多的收入，玩得更多，挣得更多。
国人的休闲时间不够充分，但更让人遗憾的是在闲暇时间内的休闲安排。
调查显示，国人最热衷的休闲活动是“看电视”和“上网”，这两项选择并不受人口统计特征的影响，表现出稳定性和全民性。同时，体育健身、学习培训、社交娱乐的从事比例很小。被动而消极的休闲活动，占据了国民大多时间，大众休闲时代仍未到来。
看电视和上网这类活动，在闲暇经济学研究里，都算是相对被动型的休闲活动。而当一个社会休闲活动单一，且多是从事这种被动型的休闲活动，不利于提高从事者的效率，不利于激发创新思维时，我们通常认为，大家患上了“休闲病”。
如果说这几十年，中国人激发出了无穷的工作热情，学会了如何工作、如何挣钱的话，那么现在，或许已经到了该学会如何玩，如何花钱的时候了。有一种说法是，不会玩的人，就不会学，这是闲暇经济研究的一个真理性命题所在。